大腦研究,同樣無法為“我是誰?”
上個世紀的最後十年,被稱為大腦十年。科學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經費來針對人腦進行研究,希望能夠通過對大腦的研究,對人類意識和智慧的本質有所認識,但結果顯然並不令人鼓舞。
去年,電腦行業名聲震天的人物,Palm的發明人霍金斯(Hawkins),出版了一本他對智慧和大腦研究和思考的書《On Intelligence》。在書中他認定,科學對人腦智慧研究的失敗,原因在於科學家們以對待機器的方式來對付大腦,他認為大腦智慧的本質,是記憶和預測。由於人腦中儲存數據的神經元突觸有三十兆,因此它們可以儲存人一生中所有面對過的問題,因此人類在遇到某個事件的時候,神經元突觸網絡,很快就調出數據,獲得了經驗的參數,於是預測了事件的整個過程。這就是人類的“智慧”。
本質上說,這種智慧仍然是邏輯智慧,仍然無法解釋許多非邏輯現象,同樣無法完滿解釋人類活動本身。比如說,人類科學重大進步的關鍵點,大多並非邏輯的,而是直覺的。愛因斯坦認為光速恆速,並不是計算或者觀察出來的,而是直覺感悟的,由此才有狹義相對論的出現。同樣,牛頓的萬有引力,也不是數學計算的結果,數學僅僅是對這個學說表達的語言而已。
大腦研究,同樣無法為“我是誰?”這樣的千古問題給出答案。如果大腦活動就是人類意識和人類自我的終極原因,那我們必須找到一個完整的答案,來解答大腦如何策劃了直覺,藝術和愛情等問題,而不僅僅是“智慧”。
科學對人類大腦的研究,大概只是近百年的事情,但人類對自我意識的質疑和探索,卻可以說已經和人類的歷史同樣長久。文明之初,人類對自我的質疑,往往和對天地自然的探索質疑同時進行。
“遂古之初,誰傳道之?上下未形,何由考之?冥昭瞢暗,誰能極之?馮翼惟象,何以識之?明明暗暗,惟時何為?陰陽三合,何本何化?”屈原在《天問》中提出的問題,在兩千多年之後的今天,似乎並沒有解決多少。
詩人的任務,後來交給了神學家,之後再由哲學家交給了科學家。
科學的普及,使得生活在今天的我們必須通過技術和數學的語言,來思考和探索天地萬物和我們自身的自我意識。但科學家同樣也還沒有解決問題。
很多年前,筆者讀到著名的“快樂中樞”試驗之後,經歷了相當程度的自我意識震撼,竟有兩個月時間徹夜難眠。快樂既然可以通過外科手術操縱,那麼自我實現的追求便毫無意義可言。
佛《心經》中,本相必在去除“眼耳鼻舌身意”之後才能獲致,而這“六識”卻都是我們“快樂”的原因和來源。因此後來終於領悟,無論快樂為何,都需作快樂的主人而不是快樂的奴隸。
同樣,我們都應該是大腦的主人,而不是大腦的奴隸。